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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本布衣,躬耕于边塞,苟全性命于盛世,不求闻达于派对…… 塔城人,兴趣广泛,爱好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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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中国——脆弱的利维坦  

2007-11-08 08:45:47|  分类: 爱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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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是传说中的一种食人海兽。传说,在上帝造人之后,人请求上帝:“上帝啊,我们太弱小了。请你再创造一个英雄吧,让他保护我们”。上帝说:“英雄在保护你们的同时,也会欺压你们,吃你们”。后来人们为了抵御各种外来的风险,自己创造了一个利维坦,创造了一个能让他们有归属感的庞然大物----政府,但政府这个利维坦(Leviathan)有双面的性格。它由人组成,也由人来运作,因此也就具有了人性的那种半神半兽的品质,它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于1651年出版了他以怪兽Leviathan命名的著作----《利维坦》,意在用以比喻一个强大的国家,借此论证君权至上,反对“君权神授”。 霍布斯生活于政治、宗教激烈斗争的革命年代。他在政治上倡导社会契约论,认为人性本恶,在自然状态中人们彼此敌视,出于理性而缔约立国,把包括财产所有权在内的全部权利交与一个主权者。

欧洲的君权神授和中国传统说法有什么区别呢?欧洲的君权神授观认为国王、贵族和平民都一样,都是上帝的仆人,某种方面说明君民平等。帝制时代的中国“君权神授”则与之不同,汉代的董仲舒提出这个命题,他认为皇帝是天的儿子,是奉天之命来统治人世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他们,凡是君主喜欢的事,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去做。君权神授的理论,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这种理论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帝王以至造反的农民领袖,无不假托天命,自称“奉天承运”,或者说“替天行道”,把自己的活动说成是受上天的指使,从而达到神化自己及其活动的目的。

路易十四很诚实,他说过:“朕即国家。”而当霍布斯、卢梭等人的学说提出个人把个人权利让渡给国家,全新的上帝-国家这个概念就出现了。当然,国家至上概念无疑是种形而上的说法,当每个公民把权力让渡给国家的时候,事实上行使国家权力必然还是少数人,那么这些人也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专制者,但这些专制者却以“人民主权”的名义行使着无法无天的权利,比之传统帝王更加骄横,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就是卢梭理论的缺陷的体现。

帝制中国的主体思想也是一种国家主义思想,同时帝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军队,广阔富饶的领土,绝大多数有才华的知识分子都会选择通过科举之路成为官僚而服务于国家、朝廷,而不像很多欧洲古代知识分子会把毕生精力用来侍奉上帝。虽然古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事实上,中国皇帝掌握的权力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大。《欧陆风云3》这款游戏颇为有趣,它把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制度描述为“绝对君主制”,而同时期满清政治制度却是“官僚君主制”。路易十四削弱封建领主,加强中央集权,南征北战,国力强盛,依靠他个人能力,也就所谓的强人政治,而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皇帝都是常人甚至庸人,治理国家还得依靠他人。所以历史学家总结中国历代皇朝说:汉代是与宦官和外戚共天下;魏晋是与清谈名士共天下;唐代和藩镇共天下;五代和伶官共天下;宋代和理学共天下;明代和宦官及朋党共天下;而清代则是和胥吏与幕府(师爷)共天下。也就是说,没有这些官僚阶级帮助皇帝在幕后隐名工作,这部庞大的机器立刻会停止转动。

而相对于当代,帝制中国的官僚阶级在人口总比例中是占很少一部分的,例如16世纪的明帝国大约有1亿5千万人口,但是只有大约20400名官僚和50000名下级官吏。当一个县令和几名佐助他的下级试图管理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的时候,他不得不依靠当地原有的自治势力:家族长老制,也就所谓的“皇权不下县”。乡村中家族长老制依靠的是血缘关系,一般居民间纠纷都依靠族中长老来调节,长老是乡村中权威和传统的象征。民事纠纷很少涉及到皇权的基层:县衙门那里去,善于钻营法律的讼师则早早就有个“讼棍”的恶名。也由于权力渗透不到基层,皇帝不能像现代的乌托邦工程师一样,像创作艺术品一样改造社会。

科技上的落后也是帝国统治者无法全部控制这个帝国。如果有军事上有外敌入侵或者地方武装叛乱,统治者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得知消息,并且做决策;调动各地军队因为交通的落后,在一个庞大的帝国领土上行进也是极为缓慢的。在社会科学方面,统治者没能钻研出现代社会心理学、大众传播学的宣传手段。历代帝王们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的圣谕传统,常常就是皇帝本人的圣谕。比如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唐太宗的“贞观礼仪一百三十八篇”、宋太祖的“礼仪诏”,特别是朱元璋的明代初期,皇权管制之广之严类似于毛时代生死婚嫁交友的所有细节,皆以繁复的领袖指示形式颁布。但是他们大多得遵照汉代以来的传统进行统治,即使蒙古、满族这些异族征服者也得依托旧制,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帝王们没能力广泛兴办公立学校、改造私立学校,通过人类灵魂工程师去改造世人思想。

新兴的皇朝通过减税等手段安抚农民,渐渐恢复的人口和税收又增强了帝国的军事实力。但是地方自治势力总是在增加地产的同时逃避税收。常用的手段就是瞒报人口,帝国缺乏先进的通知技术,无从下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清朝皇帝宣布“永不加赋”之后,帝国的人口在户籍统计上就神奇的多了起来)。当人口积累到相当程度时候,就像马尔萨斯人口论预示的恶果就会出现。封建分离和过度人口的集合导致了纳税的小佃农不断减少,国家被迫在它能够征税的领域增加更为沉重的赋税,最终导致农民暴动,皇朝崩溃。

当皇权帝国遇到了近代国家,满清VS大英帝国,是如何呢?看似“很好,很强大”的帝国,拥有众多军队、人口,GDP占全球N多的帝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名声扫地,被迫走向近现代化之路。

当强人统治者再次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似乎消解了过去一切苦痛,国家终于依靠着现代科技复苏了。种种骇人听闻的人间奇迹发生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大陆,相比帝制中国时代,利维坦这只巨兽的威力才真正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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